疫情过后对中国的影响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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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而在湖北省，武汉市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虽然武汉市的常住人口只占湖北省的19%，但是其GDP占据了湖北省的38%，这就使得湖北其他地区对于武汉极度依赖。百度迁徙的数据显示，在正常时期，武汉人口迁入来源的前10名全部来自于省内的其他城市。

　　人口众多加上经济的重要地位，武汉的交通也极其发达。在20年1月初，其日均公共交通超过800万人次，而日均跨城人口超过70万人次。

　　而这一次武汉的疫情之所以扩散的如此之快，其实就与发达的交通有关。以武汉1100万常住人口加上300万短期流动人口，其管理人口超过1400万，相当于每人每2天乘坐一次公共交通，每20天进出城一次。

　　如果假设感染者每一次出门传染1个二代患者，那么每隔两天市内感染者数量会翻一倍，20天以后市外感染者的数量就会和武汉市一样多。这其实就是这一次疫情发生初期的实际情况，从1月15日到1月21日，武汉的感染者数量每隔两天翻一倍。武汉的疫情是在19年12月爆发，而在1月下旬全国其他地区开始批量出现感染者。

　　试想一下，如果武汉的经济和交通没有那么发达，或许这一次的疫情传播就不会这么快了。反过来说，我们其实不能让经济发展依赖于少数城市，而应该让城市发展更加均衡。

　　在援助武汉的过程中，江苏省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，大家喊出了“散装江苏”的口号，原因在于江苏省的经济发展非常均衡，南京虽然是省会，但是苏州的经济规模比南京还要大，这也使得江苏的经济更有韧性。

　　在2016年，政府提出了“新型城镇化”的口号，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，而主要的政策就是放开户籍政策，让所有居民都能共享城市的美好生活。

　　我们发现，政府对不同城市的户籍管理其实是有松有紧。对于中小城市，政府已经宣布在城区人口低于500万的城市全面或者部分放开落户的限制。而对于大城市，尤其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依然在严控落户。这意味着未来大城市的发展其实会受到约束，而中小城市的发展会受到鼓励。

　　而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会产生一个交集，也就是大城市周边的都市圈，这些中小城市一方面可以参与大城市的经济循环，同时又有户籍放开的红利，其实有望在未来迎来持续的发展。

　　因而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前景未必是大城市进一步变大，而可能是都市圈的大发展。

　　2．  适度储蓄取代过度举债

　　在09年之后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债务增速高企。

　　从09年到19年，中国的年均社融余额增速为19%，贷款增速为16%，均远超过同期7.8%的GDP增速和11%的GDP名义增速，使得经济整体的债务率持续上升。

　　其中最早开始举债的是中国的企业部门，09年中国企业部门总融资增速高达36%。随后在12、13年，政府部门通过融资平台举借了大量隐性债务。而在16年之后，则是居民部门接力举债。

　　从16年到19年，中国居民部门的贷款年均增速高达20%，远超同期13%的贷款平均增速，尤其是居民的总存款扣减总贷款之后的净储蓄余额在16年以后出现了持续下降。

　　过去企业和居民部门可以大力举债，有两个有利环境。一是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率比较低，在08年时中国经济整体债务只相当于GDP的130%。二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，因而企业和居民的收入预期稳定，可以通过收入来偿债。

　　但是当前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率已经比08年翻番，达到了250%，这意味着进一步举债的空间十分有限。而中国经济增速也从高增长转入了5-6%左右的中速增长区域，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增速预期下滑，意味着偿债能力也在下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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